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培育壮大生物经济支柱产业，推动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有序发展生物质发电；同时要求因地制宜开展生物能源基地建设，建设以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成型燃料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的产业园区。

作为生物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生物经济涉及面广，覆盖较多产业领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翔介绍，未来，我国将加快生物制造技术赋能生物能源和生物环保产业，开展新型生物质能技术研发与培育，推动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可再生能源转型。

顶层设计明确

推动融合发展

王翔指出，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具备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有利条件，但生物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尚属空白。为此，《规划》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顶层设计，坚持前瞻布局，坚持整体实施，系统推进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向国民经济的医药、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领域广泛渗透。

在业内看来，对于生物资源在能源领域的应用，该文件的出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宝荣接受采访时表示，《规划》首次在顶层设计层面，把生物质能纳入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统筹考虑，首次把“生物质能生产和消费体系”列为“生物质替代应用”重点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把“推动生物能源与环保产业发展”列为生物经济七大工程之一，这将有力推动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在袁宝荣看来，《规划》明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强化对生物经济发展的统筹，这将有助于破解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一直面临的“九龙治水”的局面；而《规划》提出的“开展全国生物资源普查工作”，将使多年来生物质能产业没能做到的“摸清家底”工作得以完成，对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生物质能产业发挥重要作用。她同时强调，生物能源做为生物经济的一部分，需要与生物化工、生物农业等其他生物产业融合发展，走高附加值综合利用路径，以提高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对于生物质能将更多地与生物经济中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介绍，比如用玉米芯生产糠醛，产生的糠醛渣可进行能源化利用，用来发电或供热，电和热再返过来供给生物化工企业所需生产用能，形成了闭合循环，从而提升了生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生物能源的发展不能再单打独斗。”张大勇强调，在新阶段，生物能源与绿色低碳、生态环保产业融合将更加紧密深入，助力减污降碳动能持续增强，生物能源的生态环境价值将会有更多实现途径；生物质能的发展将逐步向热电联产、生物天然气和生物液体燃料等高附加值利用方向发展，在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将会拓展出更多的应用领域和场景。

多重价值显现

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且有助于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能源，生物质能的发展有着多重意义。张大勇认为，在整个生物经济产业中，生物质能将发挥基础性、保底性的作用。他表示，生物资源可以高附加值利用的，首先要进行更高附加值利用；而剩余的不能用于资源化利用的有机废弃物，也可以进行能源化利用。同时，发展生物质能更大的意义在于可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县域能源结构，促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转型。

对此，袁宝荣也指出，生物质能发挥着把生物资源转化成可再生能源的重要作用，处在整个生物经济产业链的底层，扮演着“兜底”的角色。她表示，生物质能作为唯一具有零碳属性，并且可转化成多种能源产品的可再生能源，是我国优化能源结构、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生物质能主要利用的是废弃生物资源，其中大部分资源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因此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将在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作用尤为明显。袁宝荣表示，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可以有效控制面源污染，解决人居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用能结构，构建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而依托“沼气、生物天然气工程”，还将有助于在县域范围内，构建良好高效的现代“农业—能源—生态环保”循环经济模式。

张大勇表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生物能源可以推动农村能源结构转型，比如散煤替代，由于生物质能是目前成本最接近散煤的一种替代能源，未来在农村散煤治理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生物能源还有利于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他指出，生物质能通过将秸秆、畜禽粪污、农村生活垃圾等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可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此外，在张大勇看来，通过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源，还可以促进农村走出一条“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的发展道路，使农村能源不仅可以自给，多余能源还可以卖给城镇，形成一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吸引就业，促进乡村走向共同富裕。”张大勇说。

完善政策措施

县域应成重点

虽然发展正迎来重大利好，但现阶段，生物质能产业仍存在诸多瓶颈。在宏观政策层面，袁宝荣指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仍然缺乏顶层设计，虽然《规划》中把生物质能列为四大优先发展领域和七大生物经济工程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缺乏细化的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需要逐步完善落实。生物质能作为具有典型环保属性的绿色低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在国家相关政策中，没有真正体现生物质能的生态环境价值，缺乏实现生态环境价值的有效途径。

对此，张大勇认为，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生物质能产业在前端处理畜禽粪污、生活垃圾、秸秆等有机废弃物，需要政府支付合理处理费给予一定补偿，以充分体现其生态环境价值；而后端的能源化利用，则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生产的能源商品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张大勇表示，在新阶段，地方政府应该承担起有机废弃物处理的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要想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美丽村镇，城乡各类废弃物的科学妥善处置是刚需，而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是最为有效的处理方式之一。”他建议，将有机废弃物处理费纳入地方财政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促进我国生物能源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此外，袁宝荣从市场的角度分析认为，目前，由生物质能产业生产的热力、生物天然气、生物柴油等各种能源产品，普遍存在市场壁垒。同时，在生物质能领域，民营企业比较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能力明显不足，需要不断加强。

基于上述问题，袁宝荣建议，一方面，要细化生物资源普查工作的政策措施，完善生物资源统计和评价、监管体系；另一方面，各级政府把城乡各类有机废物处理设施纳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同时还需要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消除市场壁垒，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氛围。

来源：中国改革报《能源发展》周刊